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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11-21 10:14    来源:成都冠唐宝运莱科技有限公司     作者: 左文亮     点击: 2458次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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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道德训导中能够得到什么切实的利益?如果上述答案是否定的,人们就会排斥道德训导。与此同时,倘若没有严格的法治为后盾,人们逃避甚至公然抗拒道德约束的行为受不到相应的制裁,他们就无法体验制裁带给自身的利益损失而认同道德规范的价值。所以,在民主的社会条件下,仅靠道德训导的制度安排来强化和设计公民教育必定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只有首先完善起以法律为核心的制度约束,才能给劝导性的道德软约束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而具有自治能力的公民的自教、自律意识更为自觉,又使得作为他教、他律的道德训导能更迅速地深入其内心,并引起他们思想和情感的共鸣,从而实现最好的内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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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思》、《东瀛思》、《白云之乡》等诗中,能感知到诗人纵论天下事的胸襟和眼光,作品虽然是对澳、新、日等国家的观察与思考,但作者真正的意图是他山之石可攻玉,其胸中包孕更多的是对民族、祖国和社会命运的沉思。(《瀛海行》,高治军著,大象出版社2008年7月版)

(一)59.51亿元预算资金年初未细化到具体单位和项目。

今年,山东省省内有高校毕业生43.6万人,比上年净增5.6万人,同时还有3万左右省外高校山东生源毕业生回山东。为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山东积极推动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选拔了2599名毕业生在临沂、滨州两市进行“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试点,招募了2029名毕业生参加“三支一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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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华中科大的“清退”举动赢得许多赞扬,有人认为这是对“混文凭”的学生动真格,也有人认为这是大学精神的回归……但一个常态化的学校管理行为,何以引来如此广泛的关注,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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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4月8日电(记者贾楠)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8日公布的“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学习意识与状况比较研究”结果显示,62.2%的中国学校重视“鼓励学生积极发言、提问”,这一比例高于日本、韩国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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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源于福建省安溪县的虚假信息诈骗,近年出现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尽管当地政府采取了高压严打态势,但犯罪分子诈骗手法不断翻新,治理工作陷入了  “屡打屡犯、禁而不止”的怪圈。有关专家指出,虚假信息诈骗屡禁不止、祸害全国的直接原因是犯罪成本低、“致富”速度快,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部门、地区之间配合和协调的不足,打击虚假信息诈骗需要更为完善的联动治理机制。  低受骗率带来大量钱财  据介绍,在短信诈骗活动最为猖狂的时候,安溪县境内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达上百万条,设在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一度成为“全亚洲最繁忙的基站”。  “作案成本低、回报率高是诱使越来越多的人铤而走险的直接原因,在犯罪分子眼里,短信诈骗成了一本万利的‘生意’。”泉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重案大队教导员陈宗庆说。他算了一笔账,短信诈骗常规上只需一部手机、一个短信群发器和几张银行卡。一部旧手机只需两三百元,一个群发器的黑市价不超过百元,银行卡在诈骗“圈”里的价格也相当低廉。一专事银行卡贩卖的不法分子交代,一张本省银行卡的价格大约100元,外省卡200元左右。通过群发器,诈骗分子一个晚上就可以发出10万条虚假短信,而由于电脑计费的滞后,诈骗分子往往在透支了手机话费后即将手机卡销毁。据诈骗者交代,在每1000条虚假短信中,至少有一两人上钩,就是这大约千分之一的几率给诈骗者带来了巨额利润。诈骗者将受害人套牢后一般可获取上万元甚至10多万元的“收入”,目前最高的单笔短信诈骗金额达到300多万元。  6月14日,记者在安溪县看守所见到两名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黄姓兄弟。今年高考前夕,兄弟俩以每科目试题100元到1000元的价格“出售”高考试题答案。这两个连初中都没读完的农家少年,在从事如此荒唐“生意”的20多天内就获利数千元。  “魔”“道”之战  “虚假信息诈骗是一种新形式犯罪,一开始,公安机关针对此类犯罪缺乏经验,而地方政府对其危害性的认识也不够。”安溪县政法委书记郑进发说。从2002年到2004年4月,安溪县共破获虚假信息诈骗案件13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35人。此后,安溪县公安局把打击虚假信息诈骗犯罪纳入年度工作要点,同时一些超常规的预防、打击措施也相继出台,在发案高峰期,为限制诈骗分子取款,安溪县曾将境内的所有银行柜员机关停两个多月。在一些案件多发的乡镇,由县里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在当地长期蹲点。长坑乡对各家各户进行“地毯式”搜查,整理出来的人口档案和各种记录有2米多高。  然而,虚假信息诈骗活动并未收敛,且花样翻新,组织化程度不断增强。起初,犯罪分子多采用手机发送“六合彩”特码、手机中奖、“二手商品”等虚假信息进行诈骗,后来出现了网上购物诈骗、刮刮卡抽奖诈骗、信用卡转账诈骗等新型手段。此外,诈骗活动也从“散兵游勇”逐渐发展成内部分工严密的团伙作案。  泉州市公安部门反映,电信部门推出新的通讯业务,往往先被犯罪分子利用。像最近推出的“VOIP”(语音网络电话),只能接听不能回拨,显示出的号码也不同于现在的固定电话或手机的格式。“像这样的电话,受害者连报案都不知道如何报,基层干警也都没接触过,所以受害人经常抱怨公安部门连个电话都查不清楚,还误认为我们拖延办案。”陈宗庆说。  一家电信运营商新近推出了“一号通”业务,一个“一号通”号码可以同时捆绑5个其他电话或手机号码。这种“一号通”业务的转接功能,让警方很难弄清楚犯罪分子真实的作案地点。陈宗庆说:“犯罪分子可以购买北京的‘一号通’号码,然后转接到安溪或者其他地方的手机或电话上,受害者手机显示的是北京的号码,而犯罪分子实际可能在北京以外的任何地方。”  “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越来越具有蒙蔽性,我们有时为了弄清楚一个电话号码、一个银行卡账户,要跑好几个地方。基层公安机关技术力量薄弱,在技术防范上有相当大难度,直接影响了打击成效。”安溪县公安局局长方贞群说。  打击电信诈骗需联动治理  方贞群坦言:“单靠安溪一地警力孤军奋战,要想消灭短信诈骗,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今年3月8日,泉州市公安局与泉州市移动、联通、电信、网通、铁通等5家通信运营商达成协议,在全国率先实行新入网用户身份证实名登记制度,即“手机实名制”。但据了解,手机卡销售的主渠道——大量专营店经销商,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对“手机实名制”往往“阳奉阴违”,把关不严,导致一人购多卡、假身份证购卡等现象屡见不鲜。而且,泉州一地实行“手机实名制”后,虚假信息诈骗分子纷纷向厦门、北京、上海、浙江等地转移。“现在的情况是,犯罪分子往往在甲地买手机卡,乙地办银行卡,丙地取款。警方为查案经常辗转各地,疲于奔命却收获甚微。”陈宗庆说。  同样的难题也出现在银行账户的监管上。目前诈骗分子作案时基本不用自己的真名开户,而是搜罗其他人员的账户或者用假身份证登记。虽然银行系统早就实行了开户实名制,但对身份证的鉴别却不太严格,更可怕的是,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专事贩卖银行卡的不法团伙,他们从农民工手里以四五十元一张的价格“收购”银行卡,然后倒卖给诈骗团伙,泉州警方曾经从一个案犯身上搜出上千张来自全国各地的银行卡。  “对销售群发器、储蓄卡、存折以及SIM卡、印刷刮刮卡的人员,按现有的法律规定,如果数额达不到一定程度,公安机关很难处理。”方贞群说。  据了解,韩国以及我国台湾等地虚假短信诈骗一度猖獗,后来通过大密度地发布公益性的提示广告,逐渐使诈骗行为丧失了市场。“在目前的形势下,通过几档法制节目对虚假短信诈骗进行揭露已经远远不够,我们曾经设想与媒体合作,以公益广告的形式对虚假短信诈骗行为进行曝光和提醒,但媒体广告业务多是收费的,警方的办案经费本就紧张,实在无能为力。”陈宗庆说。  “打击虚假信息诈骗涉及邮政、电信、银行、媒体等多个部门,对付这种空间跨度大、技术含量高的犯罪活动,如果缺乏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其后果往往是按下葫芦起了瓢。”福州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甘满堂博士认为,在信息社会的新形势下,打击犯罪不能仅靠一地之力、一部门之力,建立一套联动治理机制才是治本之策。(梅永存 涂洪长 项开来)  《中国教育报》2006年7月3日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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